新锐批评家|| 陈培浩：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西部文学”——兼及文学史叙述的空间维度

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西部文学”

              ——兼及文学史叙述的空间维度

文/陈培浩

一般而言，文学史被视为是按照历时性思维来处理文学现象的学科。但几乎所有文学史对时间的处理过程中都不能忽略空间问题。任何文学现象都是发生于特定时-空中，因此作为时间现象同时也是空间现象。特别是对民族国家文学史而言，“文学史”看上去是侧重时间性的，但“民族国家”却是包含多重地理区域文化空间的存在，因此如何叙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仅在于如何处理“现当代”的时间规定性和“文学”的性质规定性，还在于如何处理“中国”的空间规定性。稍为遗憾的是，已有的文学史从理论到实践，都较少对空间维度的关注。问题可能不是文学史家缺乏对空间所包含的地理区域文化等信息的重视，而在于民族国家文学史的叙述框架中如何纳入多重空间叙述的难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笔者以“西部文学”为例，试图触及文学史叙述中这一空间难题。

研究者对“西部文学”浮出中国当代文学地表的路径已有共识：从1980年代初“新边塞诗”的倡导，经由1984年钟惦棐对“西部电影”的倡导，并在1990年代获得某种较大规模理论热潮。包括“西部文学”在内的西部人文话语的兴起，跟1990年代以来西部大开发的国家战略有关，也跟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化背景下将西部景观化、从异域寻找差异化资源及种种“以西部为方法”的自我赋形的复杂话语建构密切相关。不论是理论建构还是写作实践，“西部文学”都堪称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最具独特性的区域文学现象。有趣的是，“西部文学”虽然从个案批评到理论建构成果频出，却仍没有在民族国家文学史的叙述中获得相应位置。因此，以“西部文学”为例，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如何延展和接纳多维异质的地理性打开的学术空间，应是有效的。

一“西部学”和“以西部为方法”的张力

已有的“西部文学”研究中，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学术路径：其一是就西部文化和西部文学的关系做正向论证，这种学术路径通过论证文学内在的文化特殊性而深描“西部文学”的内质，是较为普遍的一种“西部文学”研究思路；其二则从回答“西部文学”是什么转为对“西部文学”为什么、怎样出场的回答。如果说第一种思路倾向于为“西部文学”建构一种确定本质的话，第二种思路则转为对这种本质被建构路径的描述。在第一种思路处，“西部”作为地理空间，虽然同时也布满了各种文化、宗教及精神内涵，但它遵循着“地理-文化-文学”这种较为静态单一的反应模型，在空间与社会关系的关联上依然是相当“自然化”的。与此不同，第二种思路显然内置了一种更加社会化的“西部观”。列斐伏尔、大卫·哈维、涂尔干等人为这种学术路径提供了思想资源。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是社会性的；它牵涉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大卫·哈维指出“每个社会形构都建构客观的空间与时间概念，以符合物质与社会再生产的需求和目的，并且根据这些概念来组织物质实践，但是社会会变化与成长，它们由内部转变，并且适应外来的压力与影响。”相比之下，第二种路径更强调了空间中社会关系的动态渗透，注意到“西部文学”进入学术视野跟特定的社会实践的息息相关。此外，另一种研究路径也值得注意，它区别于第一种路径对“西部文学”本质的建构，也不同于第二种路径在对“西部文学”进行话语考古过程中的价值悬置态度，而是旗帜鲜明地站在“文化现代性”立场上对“西部人文话语”进行反思。譬如在牛学智看来，强调“西部中心化、西部形象特殊化主体性”的“西部人文话语”依然是“话语的惯性繁衍”，“深埋在西部现实深层的文化现代性诉求，反而被强势的、正面的，乃至似乎‘正宗’的西部话语遮蔽了”。当然，在具体实践中，这三种路径经常是错综并置而非排它性的。

在“西部文学”的几种研究路径中，存在着“西部学”和“以西部为方法”的巨大分野，后者作为对前者的驳诘在方法论上具有更鲜明的后发优势，然而“以西部为方法”本身也并非毫无疑问。“西部学”这个说法借用了萨义德《东方主义》中“东方学”的命名逻辑，在萨义德看来，在西方大量关于东方世界的描述、知识乃至于整个“东方学”学科体系中，存在着某种将西方和东方不平等权力关系进行话语确认的“东方主义”。因此，“东方学”不是作为客观实体之“东方”的描述，而是投射着西方的想象和东西方权力关系的话语衍生物。萨义德基于后殖民主义视野提炼的理论不仅对民族国家有效，对于多民族国家内部的不同区域空间同样有效，这是“西部学”提出的依据。“西部学”旨在对以“中原”或“东部”或“北方”等强势文化为中心，剥离“西部”主体性、将西部景观化的“西部想象”作出反思。这种基于“西部学”的理论视野已经被不少学者所使用，叶舒宪先生对基于中原文明建构的“西部”观念进行文化分析，可视为这方面的范例。

正是基于对“西部学”的反思，一种强调西部内在主体性的“以西部为方法”的思路也隐含于“西部人文话语”之中。李敬泽在谈到徐兆寿和张晓琴时写道：“他们在内心深处都还有一种不驯服的在地性，他们都深刻地感知着那片土地、那里的全部历史和生活的具体性，由此产生的问题和焦虑在内部指引着他们。实际上，晓琴也一直在探索着一种以西部为方法的，或者更具野心地说，以西部为中心和出发点的学术路径。”“以……为方法”是新世纪以来在中国学界颇具影响力的一种学术思路，这是中国学界接受和转化了日本学者竹内好的《作为方法的亚洲》影响的结果。《作为方法的亚洲》是竹内好1961年发表的一篇演讲稿，此文的问题意识来自于对日本现代化道路的反思。在竹内好看来，日本以欧美为唯一样板的现代化道路观是狭隘的，日本代表了一种后发现代性国家的道路，而其亚洲邻国中国、印度同样代表了另一种后发现代性国家的道路，日本应从中获得启示。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的方法论及其对鲁迅、赵树理的研究成果在1990年代进入中国学界的问题意识之中，并对中国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90年代的中国学界，正在经历着一场强烈的社会文化转型，亟需重建不同于1980年代的启蒙论、更具复杂性的学术方法。1980年代启蒙论最重要的二个特征是二元对立的认识框架和对普遍价值论的服膺。竹内好的学术思想鼓励人们打破“亚洲/欧洲”的二元对立和以欧洲现代性作为唯一的、普遍的现代化道路的认知，从而在弱势地区的独特性和内在主体性中确立自身的现代性可能。因此，一批被称为新左派的中国学者在竹内好那里获得启发，也纷纷在赵树理等中国左翼作家那里阐发“另类现代性”“东方现代性”，为被1980年代启蒙思潮驱逐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正名，或者说为中国文学的革命现代性作为一条特殊道路的合法性论辩。事实上，“以……为方法”的学术思维在中国的影响不仅在对社会主义革命文艺领域，它所提倡的那种从对象内部发现主体性的思维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其他方面也产生了诸多启发。以至于，“以……为方法”在新世纪以来成了一个极受欢迎的文章命名方式。

回到“西部文学”，“以西部为方法”反对从强势文化区域观看和想象“西部”的话语惯性，拒绝在“西部”的刻板印象中依据一套“西部学”提供的底本继续演绎“西部风格”，而要求在“西部”内部的复杂性、流动性和日常性中重识真正的“西部”。问题在于，这种“反西部的西部文学”往往 “或者沉溺于地方性美学趣味的狭小格局内孤芳自赏, 或者抛弃区域文化特色, 以通行的主流审美标准来衡量评价”。因此，如何“西部”，怎样“文学”？依然是一个难以停歇的提问。

二文学史叙述中的“西部文学”

此处的文学史叙述专指以史著形式出现的叙述，从广义上说，文学史叙述不仅包括文学史著中的叙述，也包括具有文学史视野的论文和学术著作。不过，权威文学史著述所具有的淘汰机制决定了史著层面对“西部文学”的叙述，才真正代表了整体文学史机制对“西部”乃至于对区域文学的文化态度。作为一种区域文学现象，“西部文学”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并不乏具有文学史意识的。但就史著层面言，“西部文学”其实是相对缺席的。正如丁帆教授所言：“由于种种原因，现行的现代文学史无论是在有意识层面，还是无意识层面，都将西部文学边缘化了。”9在近二十年接受度较高的几套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关注“西部文学”现象或从“西部”视角去观照作品的极为少见。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新诗史》第九章第五节“‘西部诗歌’和‘新边塞诗’”是已有国家文学史中直接关注“西部”现象的较少案例。事实上，洪史更愿意将“西部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而非审美视角来对待。在作者看来，“西部诗歌”在1980年代“涉及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如引发人们对生活在边远‘西部’的诗人的注意，也会谈到在诗歌主题、语言、风格上多样的思考。不过，从后来的事实看，并没有出现作为‘诗群’存在的‘西部诗歌’。原因其实不需细察。一个能说明问题的简单例子是，如果说有什么‘西部诗歌’的话，‘代表性’诗人当推昌耀。但昌耀一贯特立独行，从不与他人结成或名义、或事实上的‘流派’；况且，他在当代诗歌上的杰出成就，也不应以所谓‘西部诗歌’来概括。”谈及沈苇作品，洪史承认“在中亚这块土地上，自然风貌和民族生活似乎培育了独特的体验方式：对‘瞬间’的敏感”11，但显然并不认可“西部”与“文学”可以缔结群体性的审美。这或许也是“西部诗歌”进入洪子诚《中国当代新诗史》却没有进入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原因。在洪先生看来，“西部文学”作为一个审美上的群体现象能否成立尚有疑问，所以，洪史仅承认作为倡导性现象存在的“新边塞诗”或“西部诗歌”。

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是近二十年来另一部影响巨大的史著，这部“作品为主型”的文学史在第十四章《民族风土的精神升华》第四节《来自大西北风情的歌唱：<巩乃斯的马>与<内陆高迥>》从西部视角对周涛和昌耀的作品进行细读：“《巩乃斯的马》中描写的两个‘马’的场面，是具有典型的西部草原特色的广阔壮烈的场面，正是这种特有的西部风情，提升了作为个体的作者生命境界，形成一种特定的西部气质，同时也显示出作为特定人文景观的西部气质是与特有的自然景观分不开的”，又认为昌耀诗歌“经常表现的乃是西部精神中悲剧性的神秘的一面”，“对西部那种悲剧性的生存处境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感受”。

不难发现，洪史和陈史在处理“西部文学”时都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悬置”处理，即回避对“西部文学”本质进行直接的确认。一旦史家认可“西部文学”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审美资源，那么何谓“西部文学”、对一种“西部性”的确认是否会遮蔽更崭新的“西部性”可能？这是谨慎的史家不容回避的问题。因此，洪史将“西部文学”化为其最初倡导时的名义“新边塞诗”来呈现，也就把“西部文学”这一具有多义所指的概念“悬置”在可描述的文学事件层面。相比之下，陈史在价值立场上更能接受“西部文学”，但由于陈史所采用的“作品为主型”的框架，使其将“西部性”悬置在单一文本内部，而无需对“西部文学”内涵的复杂延展做出回答。

值得一提的是，丁帆教授于2004年出版有《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一书，该书以“西部”为对象和方法的特征非常鲜明，然而在他与董健、王彬彬合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稿》中，同样没有为“西部文学”留出更多空间。其他几部重要的文学史，如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同样没有对“西部文学”有更多涉及。而且，这些著作涉及张承志、阿来、贾平凹、陈忠实、昌耀、周涛等来自西部的作家，但几乎没有运用“西部”视角来进行阐释。

在丁帆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史视角始终停滞在以农耕文明为主题的中原文学板块和以现代文明为主体的东南沿海文学板块上，虽然对西部文学的研究和关注也多有局部的涉及，但是总觉得不够系统，有一种难隐的拼贴感和隔膜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对大量西部文学的文本阅读得太少；我们对西部文化生态——以游牧文明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形态的不熟悉；我们对西部风土人情、风俗风景的陌生；我们对西部作家表达情感的方式，乃至审美观念与文本的书写方式都有着天然的距离感。”对“西部文学”的陌生可能是原因之一，但很可能还有其他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对作为空间现象存在的区域文学进行叙述某种程度上跟已有主流的国家文学史叙述框架形成冲突。 

三”以区域为架构的文学史叙述可能

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这样提问：“写一部文学史，即写一部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书，是可能的吗？应当承认，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16应该说，韦勒克他们的“文学史”重心在“文学”上，这种问题意识也深刻地影响了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编纂。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希望“文学史”能更“文学”，从而区别于社会史和思想史，另一方面，也希望“文学史”能更有“史”的品格，而区别于“文学批评”。这种朝向“文学·史”的努力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是却常常把作为定语的“中国”简单化。“文学史”当然是以“历时性维度”为主的，但没有任何不经过空间而孤立存在的时间，而空间一旦具有一定的范围，便具有多元异质性。事实上，如何处理好“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之“中国”这一空间维度，依然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课题。

现有文学史著基本把“中国”这一空间理解成“大陆+港澳台”，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就被视为是阐述“大陆+港澳台”地区现当代文学现象的变迁。很大的一个空间盲点在于广阔而充满文化差异的“大陆”被同质化了，在已有的史述范式中，“大陆”内部的地理和文化差异性及其对文学进程的影响不能获得被叙述的机会。在陈平原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兴起，“涉及晚清以来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五四文学革命提倡者的自我确证，以及百年中国知识体系的转化”以及“教育体制的嬗变”等因素。换言之，“文学史”作为一种获得教育制度授权的知识体系，受到诸多因素潜在的牵引，既是种种文化权力碰撞的结果，内部也充满着各种文化权力的博弈。在各种要素中，“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可谓是至关重要的一项。本尼迪哥特·安德森已经阐明现代民族国家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而“文学史”显然是缔结这一共同体的重要元素。有趣的是，民族国家的想象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是更依赖于“时间”而疏离于“空间”的。换言之，共同体想象的存在正在于通过对时间连续性的编织和对空间内部异质性的祛除来确立的。由于文学史与民族国家想象的内在关联，其想象机制内部必然是高度依赖时间霸权并存在取缔空间弥散性的倾向。

换句话说，以现代性观念为底座的文学史总是更信赖时间，而以后现代观念为依据的文学史则倾向于消解时间霸权而建立一种更趋空间化的文学史叙述范式。这方面，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国别体“新文学史”系列堪称代表。哈佛版“新文学史”包括《新编法国文学史》（1989）、《新编德国文学史》（2005）、《新编美国文学史》（2009）、《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2017）等。王德威在谈到《新编法国文学史》时说：“法国文学史的编者非常清楚地说，他们首要的目标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大叙事完全解散，解散之后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点状辐射式的脉络，在这个脉络中被引用出来的各个时间、作品、作家、运动等相互产生激荡，读者翻到任何一页，都可以从那一页的那个时间点上进入复杂的、广阔的法国文学律动的世界里。”哈佛“新文学史”采用一种类似于本雅明所提的“星丛”概念的体式：史著以编年体出现，以时间为主轴，由多位作者选取一个自认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写成文章。由王德威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同样采用了这种编年体“星丛”的史述范式。全书集合美欧、亚洲，大陆、台港一百四十三位学者作家，由一百六十一篇文章构成，不仅作者们的“联合国部队”性质令人瞩目，他们的身份和写作方式也超越了一般文学史的“学术”规定性。譬如华裔作家哈金以小说笔法拟写鲁迅撰写《狂人日记》的当天，这种“文学史”写法在中国前所未有。王德威称此书“采取编年模式，回归时间/事件的素朴流动，向中国传统史学论述源头之一的编年史致意”。回归时间流动，向编年史致意的说法恐怕仅是一厢情愿。传统的编年体体现的是古典以至现代历史观中时间性压倒空间性的倾向，但哈佛“新文学史”的所谓“编年体”则是一种空间化了的伪编年体。每一年时间中的无数事件被压缩为一个可以由论者自主选择的日刻度，此时，碎片化的空间点取消了“时间”与“宏大叙事”的亲密联结。

（此为节选版本，文中注释已省略，全文请参阅纸质刊物）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刊于《文艺论坛》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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